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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與先秦說,解,傳的發(fā)生及演化》閱讀題
“傳”由對文本的解釋而轉換為記事文體的“傳”,應發(fā)生于史家對孔子《春秋》的解釋。先秦對孔子《春秋》的系統(tǒng)注釋,流傳下來的有《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和《春秋谷梁傳》。三傳都是傳注行為的產物,注釋的對象都是《春秋》,但在由注釋之“傳”向記事之“傳”轉換中的作用不盡相同。
《公羊》《谷梁》是以注釋家的身份去解釋《春秋》,雖也對有些事件的本原作了注釋,但側重于對字、詞所包含的意義進行解釋,更多具有注釋性質。而《左傳》的作者是以“史”這一職官和史學學者身份來解釋具有歷史記述性質的《春秋》,總結國家和個人興衰成敗的教訓也是其主要目的之一。因而,《左傳》雖也有對《春秋》體例的解釋,但更多的是依據歷史記載,恢復《春秋》以“微言”掩蓋了的國家和個人興衰成敗的原委,化《春秋》之隱晦為明白曉暢,很大程度上“創(chuàng)造性地復原了《魯春秋》”。也正是這種出于行為目的需要的復原,《左傳》將“傳”這一注釋典籍的方式,基本上轉換成為一種歷史記述的文體。
《左傳》為解釋孔子《春秋》而作,故仍然采用了編年之體,有著不少解釋性及梗概式記事的文字。受傳注體例的限制,《左傳》將一個事件發(fā)生的前因后果過程的記述,分解在不同的年份,且這一年份內還要記述不同諸侯國或不同性質的行為事件。但是,《左傳》卻對各種事件的發(fā)生采取了全視角記述。它不僅記述了每一具體事件的來龍去脈,而且通過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等各方面的相關記述,記述了事件發(fā)生發(fā)展的大的歷史背景。如記晉文公復興晉國,通過僖公前后二十多年的記載,記述了重耳出亡、秦國與晉國的關系、晉國救宋、重耳隨從的品格等等,從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等諸多領域的視角,比較完整地展示了晉國興盛前后的歷史。較之《國語·晉語》單一記述晉驪姬之難,更具有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而服務于政治的意義。
至于司馬遷創(chuàng)造的以專門記載人物生平事跡的文字稱之為“傳”,也當與《左傳》稱之為“傳”有密切關系!妒酚洝贰八麟[”謂:“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于后世,故曰列傳!毕惹氐摹皞鳌倍嘤糜诮浀涞淖⑨尅!蹲髠鳌冯m有傳注的性質,雖非以人為主敘事,更非專記某人之行事,但卻涉及到了不少人物的生平行事;它有對孔子《春秋》體例的一些注釋,但卻是以記事為主。故《史記》“列傳”之“傳”的產生,當不僅是借用先秦《左傳》的文體名稱,而且當與《左傳》一樣,具有真實記載歷史人物行事的性質。所以,
“列傳”傳記體的產生,當是在《左傳》詳細敘事的“傳”的基礎上,融入了《晏子春秋》《戰(zhàn)國策》等專記一人之事的元素,從而創(chuàng)造了“列傳”這一史學體式,用于記載人物的生平事跡?梢哉f,記載人物之“傳”,是經典的傳注之“傳”的進一步發(fā)展。
1.下列關于原文內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3分)
A.三傳同為給《春秋》作注行為的產物,但《左傳》和《公羊》《谷梁》的作者身份的差異,作注目的的不同,使得《左傳》別具一格。
B.為解釋《春秋》而作的《左傳》沿用了《春秋》編年體的體例,受此限制,《左傳》對同一歷史事件的敘述分散而不連貫。
C.《國語》在敘驪姬之難時,角度較為單一,不及《左傳》視角覆蓋諸多領域、可以比較完整地展示晉國興盛前后的歷史。
D.《左傳》和《史記》之“列傳”同中有異:同為歷史著作,前者有傳注的性質,以記事為主,后者以人為主敘事,且一傳多專記某人之行事。
2.下列對原文論證的相關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3分)
A.文章第一、二段運用對比論證,將其他兩傳與《春秋左氏傳》比較,意在論證《左傳》在由注釋之“傳”向記事之“傳”轉換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B.第三段舉出“晉文公復興晉國”的例子,論證《左傳》全視角記述的特點:記述歷史事件,既交待具體事件的來龍去脈,也敘述事件大的歷史背景。
C.第四段結合《左傳》《晏子春秋》《戰(zhàn)國策》等先秦史書,意在論證司馬遷創(chuàng)造《史記》之“列傳”的史學體式,緣于他善于繼承和發(fā)展。
D.文章論述“傳”的生成和演化,既有對于相關書籍橫向的比較,也有對于不同時期書籍在“傳”發(fā)展過程中源流關系的縱向探究。
3.根據原文內容,下列說法不正確的一項是(3分)
A.《公羊》《谷梁》解釋《春秋》,其作者都是以注釋家的身份,同樣側重于對字、詞進行解釋,無助于“傳”由注釋向記事轉換。
B.《春秋》隱晦,《左傳》明白曉暢,但兩者均關注國家和個人興衰成敗的原委,可以說《左傳》既尊重了《春秋》,又有所創(chuàng)作。
C.《左傳》之“傳”和“列傳”之“傳”,前者兼有“注釋和記事”之意,而后者據司馬遷的解釋,在“記事”之外,還有“流傳”之意。
D.“列傳”傳記體,固然是司馬遷的天才創(chuàng)造,但一定離不開對《左傳》《晏子春秋》《戰(zhàn)國策》等先秦歷史著作的敘述傳統(tǒng)的吸收借鑒。
1.B(“受此限制”不對,受的是傳注體例的限制而非編年體例的限制。)
2.C(目的不在于證明司馬遷創(chuàng)作“列傳”成功的原因,而是論證“傳”這一文體生成和演化的脈胳。)
3.A(“無助于‘傳’由注釋向記事轉換”不對,“轉換中的作用不盡相同”“也對有些事件的本原作了注釋”均說明起到了有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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