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儒家與自律精神的確立

摘 要：前期儒家可區(qū)分為“原儒”、“漢儒”兩個階段。以孔孟為代表的原儒將史前、史初時期的原始自律精神擴展至與人以及人的活動相關的各個領域，主張由“人”向宗教和宗法之“天”的皈依，于是在確定主體性的同時便消解了主體性；其大力提倡的“自律”最終也就不可避免地轉向為“律人”或曰“它律”。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儒家，更強調“以天為律”、“天主人從”；由此，不僅鞏固了先秦儒家政治倫理化和倫理政治化的既有傾向，而且促成了儒學和神學的進一步結合。作為其直接的結果，是神學的儒學化和儒學的神學化。所有這些，從根本上進一步顛覆了中國文化深層意識結構中人的主體性地位，消解了原始宗教和原儒文化中原本就已經很脆弱的人本意識和主體精神，使中國文化它律性的自律傳統(tǒng)進一步得到肯定乃至強化；而起源于原始宗教、濫觴于原儒文化中的自律精神，自此亦成為封建社會中長期具有支配性地位的主體精神和文化精神。

關鍵詞：原儒 漢儒 主體 自律 精神 文化

在中華民族從蒙昧到文明的第一次社會文化轉型中，以史前、史初時期的原始宗教為母體，逐步形成了關于“天”與“人”的原型觀念以及建立在這種原型觀念基礎之上的文化模式。在這種原型觀念和文化模式中，一方面“天”與“人”分處于二元對立結構的兩極，由此孕育和建構了最原初的主體和主體性觀念；但另一方面，“人”的觀念本身就缺乏個體性和平等意識。加之在人與“天”的關系中，“人”并不具有真正的對等性——“人”被理解為須經由自身的努力而向“天”趨同，于是，這種對于主體的建構便一開始就包含著邏輯地消解著主體的內在矛盾。這一命定的、或曰帶有原型意味和內在悖論的主體性觀念，在爾后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發(fā)展中，得到進一步體現。

在中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的歷史過程中，儒家文化的興起恐怕是自原始宗教文化濫觴以來又一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我們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這樣說，中國此后長達2500多年封建社會的歷史，就是儒家文化逐漸占據正統(tǒng)地位，并成為中國傳統(tǒng)主流文化的歷史。

無論從觀念體系還是從實際形態(tài)看，中國封建社會儒家文化的發(fā)展呈現出十分復雜的情形；但從歷史轉折和文化變遷的角度分析，儒家思想文化的發(fā)展以魏晉為界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儒家始于先秦而終于兩漢；其基本的發(fā)展脈絡，可以概括為“從儒者、儒學到儒教”。后期儒家起于魏晉而盛于宋明；其基本的理論走向，可以概括為“從玄學、理學到心學”。

由于后期儒家交匯于魏晉以后三教互補、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潮流，其間的文化變遷和主體精神流變，主要體現為儒釋道互動互補和自律傳統(tǒng)的進一步理論整合化；因此，這里暫且擱置不論而著重探討前期儒家與自律 傳統(tǒng)的確立問題。

一、原儒階段（春秋戰(zhàn)國）

所謂原儒，這里主要指以孔孟為代表的先秦經典儒學。而原儒文化，則就是以孔孟經典儒學為根基的早期儒家文化。

先秦時期是中國由奴隸社會而至封建社會的轉型期，也是中國古代儒家思想文化、以及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文化學派或傳統(tǒng)的孕育期和賦形期。就先秦時期思想文化發(fā)展的總體走向而言，可以概括為“非中心化”或曰“邊緣化”。其特征之一是西周官學的瓦解、春秋私學的發(fā)端、以及戰(zhàn)國諸子百家的興起。

西周時期，“土地國有”、“宗子維城”、“學在官府”構成了西周社會的三大支柱。以周氏族為首的氏族貴族聯盟不僅以“國有”的形式占有土地，以“宗法”制度維系政治統(tǒng)治，而且以“官學”的方式壟斷思想意識的生產。春秋時期，隨著土地私有化過程的加劇，氏族組織的解體，以及新興地主階級、平民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代表“賢人”的出現，經過近六、七百年之久的醞釀，終于在春秋戰(zhàn)國之交完成了“學術下于私人”的轉化，作為這一轉化的劃時代標志，是孔墨顯學的創(chuàng)立。戰(zhàn)國時代，自春秋以來所開始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tài)的非中心化和下移運動進一步加速，出現了“陪臣執(zhí)國命”、“商賈出于王之市”和“士無定主”等政治、社會變革現象。于是諸子百家群起，形成了官學衰微而民間私學鼎盛的局面。而儒家學說和思想文化，則是始終與這一非中心化過程同步、并體現其基本精神的主要私學派別和文化。

談到儒家的思想及其源流，過去的學者較多注意到商周以來的思想影響，而較少探討其與原始宗教文化的關系。但是事實上，儒家文化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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