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精神真的是西方文明的傳統(tǒng)嗎？

  學術界一般認為：西方文明的傳統(tǒng)是兩個，一個是希臘精神，一個是基督教精神。而所謂“傳統(tǒng)”，即是一種“一貫如此”的狀況，也就是說，兩千多年來，西方文明——政治文明、法律文明、道德文明、思維方式、社會生活觀念等——是以希臘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為主線的。本文僅僅分析希臘精神的狀況，認為：希臘精神絕不是兩千多年以來西方文明的一條主線。希臘精神成為西方文明的一個主線只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而在近代以前，在歐洲的總體社會進程中，希臘精神僅僅是曇花一現(xiàn)。

    1．“正雅典精神”和“負雅典精神”

    什么是“希臘精神”？那是在公元前9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希臘半島上的一些“城邦國家”體現(xiàn)出的社會精神。其實，那些為數(shù)眾多、大小不等的各個城邦國家，各自具有的社會精神相差很大，粗略劃分一下，一種是以斯巴達為代表的，一種是以雅典為代表的。

    斯巴達的政治是一種貴族寡頭的統(tǒng)治，真正掌握權利、制定決策的是五個長官（Ephorate）。貢斯當說：“斯巴達政府是一個禁欲主義的貴族政府，五長官團的權威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宗教性的，因此，他們的特權會變成某種不堪忍受的暴政。”1強調紀律，強調國家利益至上。

    斯巴達以軍事立國，也就是說，斯巴達人形成一個強有力的軍事集團，不斷地對外進行征服戰(zhàn)爭，奪取大量的土地，把被征服者們變成奴隸、或其他形式的被壓迫者。斯巴達的面積在所有希臘城邦國家中最大，這就是對它如此執(zhí)著于軍事事業(yè)的回報。而斯巴達社會分成三個等級。第一個等級當然就是斯巴達人，他們只占斯巴達社會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享有充分的政治權利。第二個等級叫作“周圍的居民”，他們是那些自愿臣服于斯巴達的人群。第三個等級就是“苦力”或隸農，處于奴隸或半奴隸的狀況。

    事實上，在歐洲古代和中世紀，以軍事立國是最普遍的社會政治現(xiàn)象，簡直可以說是一條“客觀規(guī)律”。在以后的一、兩千年里，斯巴達人的行徑被無數(shù)個其他民族重復著：雅典人、羅馬人、阿拉伯人、波斯人、日耳曼人、高盧人、盎格魯－薩克遜人、突厥人、蒙古人、斯拉夫人、維京人、東征的十字軍。他們都曾經(jīng)去征服別人，然后占有別人的土地，把別人變成奴隸或隸農；當然他們自己也都曾經(jīng)被別人征服過。他們的這些行為都是無師自通的，就像吃飯一樣。在當時農業(yè)社會的條件下，一個民族或一個集團如果想生存或生活得更好，只有兩條路：種地和征服別人。種地安全一些，但辛苦而且所得甚微，還很可能被別人征服和奴役；去軍事征服別人固然是個危險性很高的行業(yè)，但回報也高。一場成功的戰(zhàn)爭既增加個人財富也增加公共財富，增加他們所分享的奴隸、隸農、貢賦和土地，生活馬上就可以上一個檔次。利用肢體力量去攻擊其他動物是動物界最常見的現(xiàn)象之一。早期人類發(fā)明了武器去攻擊別人，攻擊成功后攫取對方的財富，這種行為模式和動物的行為模式相差并不太大，人本來就不是上帝創(chuàng)造的而是從動物變來的。所以，凡是以農業(yè)（比如5世紀的日耳曼人）、漁業(yè)（比如公元1000年以前的北歐人）、牧業(yè)（比如中世紀的匈奴人和蒙古人）這樣一些以不需要分工合作的生產(chǎn)方式為主體的社會，從事生產(chǎn)和從事軍事征服是同樣重要的。

    所以我們看到，農業(yè)社會最明顯的特征之一，就是軍事征服十分頻繁，從中國的歷代王朝到羅馬帝國、法蘭克王國、拜占庭帝國、波斯帝國等等，它們都是通過軍事征服形成的。對此，孔德說：“所有理性的對政治的研究都證明人類具有一種原始性的對軍事生活的傾向�！�2 他認為：“軍事活動為早期人類提供了生存和發(fā)展的最簡單最便利的手段。軍事手段持久地、廣泛地被傳統(tǒng)社會的人們使用，說明它對于當時一個民族的生存發(fā)展有著不可或缺的功用�！�3  可以說，在當時十分低下的物質生產(chǎn)力狀態(tài)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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