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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士多德美學與音樂美學思想淺析論文
關鍵詞:美學 音樂美學 “模仿論” “典型說” “美在整一”
摘要: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哲學、宗教、自然科學和美學的集大成者。他的美學思想的核心即為藝術“模仿論”,反對藝術“天性說”,同時,他還開啟了藝術“典型說”的萌芽;提出了美的存在方式為有機整體的觀點;界定了藝術的外延;揭示了音樂的特殊性,對音樂本質展開了探討;高度肯定了藝術廣泛的社會作用等等,這些不朽的關于藝術、美學、音樂的論述猶如大河之源掀起了后世藝術科學發(fā)展的滾滾洪流。然而,由于時代視野和階級的局限,他的美學思想也深深打上了時代和階級的烙印。
一、美學思想的核心——藝術“模仿論”
藝術“模仿論”是亞里士多德美學思想的核心。他認為一切藝術都是模仿,相互之間有且只有三點差別,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對象不同和所采用的方式不同。模仿說其實是古希臘的傳統(tǒng)說法,赫拉克利特就有過藝術模仿自然的見解,留基伯和德謨克利特也有類似的說法。到了柏拉圖把模仿說系統(tǒng)化了,但他的模仿說是建立在客觀唯心主義理論基礎上的。他認為理念世界才是唯一真正的實在,現(xiàn)實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模仿,而藝術模仿現(xiàn)實世界則是“模仿的模仿”。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相反,否認“理念世界”的存在,肯定物質的感性世界是真實的,而藝術模仿現(xiàn)實世界,藝術是真實的,進而對模仿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
亞里士多德關于藝術“模仿論”的新觀點主要在于如下兩點:其一認為藝術模仿的主要對象是“在行動的人”[1]7,即是“人的行動、生活、幸!盵1]21。其二是認為藝術起源于人的天性,即善于模仿。亞里士多德認為藝術的起源有兩個原因,而且都出于人的天性。第一,模仿是藝術的本質,而模仿出自人的天性,人具有模仿的本能。第二,音樂感和節(jié)奏感也出于人的天性,而音樂感和節(jié)奏感是構成藝術的形式方面的重要因素,特別對于音樂、詩歌、舞蹈更是如此。
天性說在今天看來當然是不科學的,甚至顯得有些幼稚,但在2000多年前的當時,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因為在柏拉圖那里把藝術看做是少數(shù)人的“神靈憑附”,把藝術神秘化了。而亞里士多德的天性說肯定了模仿是人的本能,并且是“人和獸的分別之一”,所以就應得到尊重,這就增添了藝術存在的合法性。
二、“典型說”的萌芽
文藝創(chuàng)作中的藝術典型一般都是實際生活的真實反映,但又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鮮明,更有集中性,更帶普遍性,從而更富有審美價值。亞里士多德雖然沒有按“典型”這個命題來論述,但實際上已涉及典型說的幾個重要方面。
。ㄒ唬┩ㄟ^個別表現(xiàn)一般,通過個性表現(xiàn)共性
亞里士多德認為一般不是處于個別之外,而是寓于個別之中的,他批駁了柏拉圖關于理念是在具體事務之外,在現(xiàn)實世界之外的客觀唯心主義觀點。在《詩學》中,亞里士多德要求每個人物既要有類型特征,又要有個性特征。他認為普遍性是抽象的東西,是各個事物所共同具有的性質。藝術應該由“這個”制作出一個“如此”,即“這個如此”!叭绱恕本褪瞧毡榈、一般的性質,而“這個”是指某一個具體的人、具體的事物。
。ǘ┰娊沂臼挛锏谋举|和規(guī)律,詩比歷史具有更高的真實性
亞里士多德認為詩的目的不是描述個別現(xiàn)象,而是透過現(xiàn)象深入本質,通過個別的東西去表現(xiàn)普遍的東西,因此,他認為“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于哲學意味,更被嚴肅地對待,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1]28—29。
。ㄈ┯|及到了藝術的理想化問題
亞里士多德反對把模仿看做被動地抄襲事物的本來面目,主張把事物加以適當?shù)睦硐牖,進行藝術創(chuàng)造。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脫離原型,而是以現(xiàn)實事物為基礎的。亞里士多德認為藝術可使事物比原來的更美好,或更壞;悲劇人物要求人物比一般人更善良。這里,實際上已觸及到了藝術源于現(xiàn)實又高于現(xiàn)實的問題了。
總之,典型說的萌芽,是亞里士多德美學思想的精華之一,也是他在當時條件下的偉大發(fā)現(xiàn)。他為最早的典型說奠定了基礎,這是很大的貢獻。當然,亞里士多德并沒有,也不可能真正解決與典型性有關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如典型性與個別性之間的關系等。
三、美的存在方式——有機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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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把美看做美的理念,一切個別事物的美,看做是“分有”美的理念。亞里士多德則與他截然不同,他不僅不承認美的理念,還把美看做是客觀事物存在的一種特殊方式,他從具體事物本身去尋找構成美的客觀因素,也就是去探索美的存在方式是什么。
在《形而上學》中,他指出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勻稱與明確。所謂秩序是時間上的勻稱,所謂勻稱是空間中的秩序,而從秩序與勻稱中見出明確,三者實際是統(tǒng)一的。后來在《詩學》中,他進一步提出“美在整一”的概念。只有整一的東西才能見出秩序、勻稱與明確。秩序、勻稱、明確是整一所造成的感官印象。亞里士多德強調各部分緊密連接,見出秩序,這就是各部分在整體里不僅是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位置也是不可移動的。這樣,整體的各部分一切都是必然的、合理的、有機的整體。他主張美的事物不僅各部分有一定的安排,而其他的體積也應有一定的大小。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一個事物美還是不美,首先要取決于美的客觀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體積大小和各組成部分之間的有機的和諧統(tǒng)一。
。ǘ┰㈦s多于統(tǒng)一
多樣統(tǒng)一的理論并不始于亞里士多德,最早把這一理論用到美學上的,則是赫拉克利特。亞里士多德進一步把多樣統(tǒng)一的原理,用到了悲劇結構中。他認為事件不妨多,但結局則必須單一,這樣才能既豐富又不枝蔓,既統(tǒng)一又不單調。他認為人物性格,也要有多樣的統(tǒng)一。人物的性格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每一個人總有一個性格核心和總的方向。
。ㄈ╆P于“三一律”問題
“三一律”也被稱為“三整一律”,用布瓦洛在《詩的藝術》中的定義,就是指“要用一個地點,一天內完成的一個故事,并從開頭直到末尾維持著舞臺的充實”!叭宦伞北徊痖_理解就是包含“時間整一律”、“地點整一律”和“情節(jié)整一律”。而亞里士多德被認為是首先提出了“情節(jié)整一律”。他從有機整體的概念出發(fā),認為戲劇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情節(jié)結構,而不是人物性格。因為以情節(jié)為綱,容易見出事跡發(fā)展的必然性,所以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悲劇中尤其強調悲劇情節(jié)的完整和緊密。
四、藝術的界限
首先是關于藝術與自然科學的區(qū)分問題。亞里士多德認為自然科學的對象是自然事物中帶永久性的東西,自然科學的方法是證明,它本身具有連續(xù)性,成果可以不斷積累、傳授。而藝術是一種心理性的生產狀態(tài),藝術以創(chuàng)造為目的,而且必須是從頭創(chuàng)作,所以藝術家本人的修養(yǎng)、造詣和情操就顯得尤為重要。
亞里士多德認為詩要靠天才,而不是柏拉圖觀點,即認為靠靈感或瘋狂。亞里士多德還認為詩要有真情實感,要能把人物描寫得活生生的,為此,詩人本身要有豐富的情感體驗,否則不可能激起觀眾的情感。他指出文藝創(chuàng)造過程中是有理性活動的,他要求詩人在創(chuàng)造過程中要具有清醒的理性。 其次是關于藝術與道德的區(qū)別問題。柏拉圖認為藝術服從道德要求,藝術家首先應是道德家。其實柏拉圖使藝術成為道德說教,是取消了藝術的應有地位。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藝術與道德相近,但二者是有區(qū)別的:道德是行為,藝術是生產;道德屬于道德家本身,藝術屬于廣大觀眾,屬于社會,藝術并不依附于藝術家。
再次是關于藝術與技藝的關系問題。亞里士多德認為二者的共同點是都體現(xiàn)了運用推理創(chuàng)造事物的才能。不同點主要有:1)目的不同:藝術為了娛樂,技藝為實用。2)對象不同:藝術的對象是整個自然,藝術要表現(xiàn)事物的本質。而技藝只作用于個別、偶然的事物上。3)性質不同:技藝可以因襲、模仿和雷同,但藝術則必須創(chuàng)造。
可貴的是亞里士多德不但指出了藝術與技藝的差別,而且對藝術內部也作了細致區(qū)分,建立了最早的藝術分類體系。他根據(jù)模仿的手段、對象和方式的不同來細分各種藝術門類。
五、音樂的特殊性
。ㄒ唬┮魳纺鼙憩F(xiàn)感情
亞里士多德認為音樂是表現(xiàn)感情的,是與人類的心靈契合共通的。比如他認為“節(jié)奏和樂調是一種最接近現(xiàn)實的模仿,能反映出憤怒和溫和、勇敢和節(jié)制以及一切互相對立的品質和其他的性情”。他認為最適合教育目的的調式是嚴格的、從容的多里亞調式,認為豎笛或豎琴之類用于技巧比賽的樂器,不宜用于教育,因為吹豎笛會使人的口形變得丑陋,所以應該采用那些能夠使聽者變成高尚的人的樂器。
。ǘ┮魳肥且环N運動
亞里士多德發(fā)現(xiàn)了聲音的產生是由空氣的運動決定的,聲音的質量、音量、音色則與動物發(fā)聲器官及樂器本身有直接的關系。他認為音樂的聲音是從有秩序的運動中得到的,音樂的性質,音樂的節(jié)奏、旋律,音樂的構成都是由于運動這個因素決定的,尤其是音樂和人的心理的關系,也是由運動這個因素決定的。音樂的節(jié)奏和音調之所以能反映人的道德品質,就是因為音樂的運動形式直接模仿人的動作的運動形式。繪畫和雕刻僅次于詩歌和音樂,就是因為繪畫與雕刻不傳達運動,不能直接表現(xiàn)道德的性質。
總之,關于音樂具有運動的性質,因而能表現(xiàn)人的思想感情或道德品質,這是亞里士多德最先提出來的,而且一直延續(xù)到今天,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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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士多德沒有直接論述音樂的群眾性問題,但他無疑認為音樂是“凡人”都能享受到的娛樂,同時,各種年齡和各種性格的人都愛聽它,音樂對各種聽音樂的人都有凈化作用。亞里士多德主張音樂教育不限于聽賞音樂,而應當使人在實踐中認識這門藝術,所以青少年最好能學會一種樂器。
六、藝術廣泛的社會作用
。ㄒ唬┧囆g的認識作用與審美作用
首先,與柏拉圖否認藝術的認識作用相反,亞里士多德強調藝術的認識作用,肯定模仿能使人獲得知識,認為人的最初知識就是從模仿得來的,因此模仿對認識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藝術所模仿的不是現(xiàn)實世界的個別偶然現(xiàn)象,而是必然的普遍性的東西,也就是說藝術能揭示事物的本質和規(guī)律。因此,與經驗相比較,藝術才是真知識。
其次,藝術還能引起人的快感,因此,除了認識作用外,還有審美作用,也就是具有審美價值。亞里士多德賦予模擬說新的解釋,在于他斷定人們從模擬過程中得到知識,并且由于求知欲望得到滿足,從而產生一種快感。例如,他認為:“具有凈化作用的歌曲可以產生一種無害的快感。”[2]44—45亞里士多德是最早為快感辯護的哲學家,也是最早提出審美過程中產生快感這一重要美學問題的哲學家。與柏拉圖比起來,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感情受理性的控制,它是能夠發(fā)揮積極的作用的。認為快感不是惡,是正常現(xiàn)象,不應加以壓制。
亞里士多德認為藝術所以能引起快感是由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快感是由于求知而產生的,另一方面快感也可能不是由模仿所引起,而是“由于技巧或著色或類似的原因”[1]11—12,也就是說,是由藝術的形式因素所引起。
亞里士多德進一步提出不同種類的藝術所激發(fā)的情緒不同,它們在各自所產生的凈化作用和快感也不同。例如,悲劇所產生的快感只是哀憐和恐懼兩種情緒凈化后的那種特殊的快感。寫善惡報應所產生的快感以及寫滑稽性格所產生的快感就只適宜于喜劇而不宜于悲劇。
。ǘ┧囆g具有教育作用——藝術能陶冶人的性情
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思想中心是“中庸之道”,他認為美德就是適中,就是情感需求適度?謶趾蛻z憫太強太弱都不好,須求適中、適度。悲劇的卡塔西斯①作用就是使它們成為適度的情感。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能陶冶人的情感,使之合乎適當?shù)膹姸,借此獲得心理健康,可見悲劇對社會道德有良好影響。
。ㄈ┮魳肪哂袕V泛的社會作用
以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為一方把音樂看做是最重要的道德教育手段,也就是說只強調教益。另一方則是懷疑主義的、快樂主義性質的傾向。認為音樂只能供人娛樂,認為音樂與睡眠和酒一樣,僅僅是醫(yī)治疲勞和苦惱的良藥,僅僅是使人能得到休息的娛樂。亞里士多德則想綜合這個兩個極端,于是提出了“高尚的享樂”的概念。他認為音樂能達到道德教育、消遣閑暇和精神享受的目的。
首先是音樂具有凈化作用。亞里士多德不僅把“凈化”作用的思想用于悲劇,而且還用以解釋音樂,他的凈化論,具有相當廣泛的美學意義。他認為:“各種和諧的樂調雖然各有用處,但是特殊的目的宜用特殊的樂調,要達到教育的目的,就應選用倫理的樂調……”亞里士多德不僅認為音樂具有凈化作用,還明確認為音樂能對人的性格給予顯著的影響。如他認為:“節(jié)奏和樂調是一種最接近享受的模仿,能反映出憤怒和溫和、勇敢和節(jié)制以及一切互相對立的品質和其他的性情。”[2]106—107
其次,音樂具有娛樂作用。亞里士多德認為“人們聽音樂是高尚的享樂。他把音樂列入教育課程,為的是讓人們學會消遣閑暇”[3]。他進一步指出“音樂是必須的,它可以使自由的人在閑暇中享受精神方面的樂趣,而這種樂趣之所以高尚,因為它是美與愉快的結合,它能令人心暢神怡。和諧的樂調與人們心靈的和諧相契合,對人們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4]。亞里士多德是一個卓越的教育家,他有關音樂的娛樂作用的論述,實際已包含有寓教育于娛樂之中的思想。
七、簡評
亞里士多德在美學中最大的貢獻是批判了柏拉圖的“理念論”,使其自身的美學思想接近了唯物主義。他不僅把模仿論建筑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同時提出了典型說,提出了藝術屬于人類創(chuàng)造活動的主張。他要求美的事物必須形成一個有機整體,美在整一的思想包含了美與善結合而又有區(qū)別的意思。他也是最早提出寓教育于娛樂思想的第一人。
當然,亞里士多德是一個生活在古希臘奴隸制城邦制時代的思想家,這也注定了他身上有他自身無法克服的時代和階級局限性。他的美學思想深受他的哲學世界觀動搖于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的影響,并且最終滑向“神”的概念。亞里士多德是奴隸主階級的思想家,他不把奴隸當人,為奴隸制的合法性辯護,在美學觀點上,主張只有上層貴族階級的人物才可以擔當悲劇主角。
總之,亞里士多德美學觀點對后世影響是巨大的。他的學說在歐洲有如萬流之源,其影響所及后來各種流派。
參考文獻:
[1][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2][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3]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教研室。西方美學家論美和美感[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4]何乾山。西方哲學家、文學家、音樂家論音樂[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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