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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紓的翻譯和近代文學思潮 畢業(yè)論文
梁琨(新鄉(xiāng)學院文學院，河南新鄉(xiāng)453003)摘要:林紓的翻譯小說第一次向國人介紹了眾多的外國作家及作品，大大開闊了人們的眼界和藝術視野。
林紓的這種翻譯活動與當時中國所處的特殊時代有密切的關系。近代中國不僅內(nèi)部存在著嚴重的社會矛盾，外來的野蠻侵略也是愈演愈烈。為擺脫這種危機，人心思變，人們想在變易、改革中尋找出路。林紓的翻譯就是在這樣的復雜形勢中適時而出，其翻譯成果給這個特殊時代帶來了一定影響。
關鍵詞:林紓;林譯小說;近代社會思潮;社會動因;文學影響
任何思潮都是社會歷史的產(chǎn)物，但不是任何歷史時期都會出現(xiàn)影響深遠的重大思潮。因為凡是思潮，都是激烈的現(xiàn)實矛盾的反映，在平平庸庸的歷史時期，一般很少出現(xiàn)重大社會思潮，即使在社會動亂、民不聊生、人心思變的時期，如果只有個體的不滿和怨恨，沒有求變的共同目標，沒有人將他們的要求愿望加以凝結，升華為一種前進的學說，思潮也很難形成。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在這種特殊的社會形態(tài)里，其思想文化觀念都有獨特性。
中國近代文藝思潮，從縱的方面觀察，正處于舊的封建文藝觀念向新的近代文藝觀念蛻變的轉折點;從橫的方面觀察，又正處于中國文藝觀念與不斷輸入的西方文藝觀念沖撞和融合的結合點，因此具有終古萌新、中西交雜的基本特征。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林紓的翻譯適時而出。翻閱林紓的翻譯小說，其中有反封建、倡民主、追求人格獨立的新聲，有反專制、倡改革、改良社會的期盼，也有重教育、戒陋習、興辦實業(yè)的呼號。林紓的這些聲音與近代風云激蕩的進步社會思想相吻合。
一、林紓其人
林紓(1852—1924)，字琴南，號畏廬，自號冷紅生，晚年稱補柳翁、踐卓翁，福建閩縣人。林紓幼年家境貧寒，靠母親、姐姐做女工度日。他幼而好學，博聞強記，自幼嗜書如命，熟讀《史記》、《左傳》、《漢書》及唐宋名家作品，練就了一手優(yōu)雅、凝練的中國古文文筆。后林紓因家中祖父母、父親相繼去世，憂傷成疾，�？┭�，但他仍刻苦學習，這一切為林紓以后的創(chuàng)作和翻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林紓的功名道路并不順暢，七次進京參加禮部試，皆未得中。后以教書為業(yè)，在北京任中學教員和京師大學堂教習。林紓的性格剛強易怒，時時怒斥他人，令別人甚感難堪，有許多人因此而與他疏遠。
正如他自己所說:“家貧而貌寢，且木強多怒�！钡钱攧e人有危難時，林紓卻不惜奔走救助。林紓的摯友王灼三、林述庵早逝，林紓毅然把他們的孤兒收養(yǎng)在家十多年，衣食訓誨備至，恩養(yǎng)一如己子，親授古文、詩詞。
1897年，林紓的夫人劉瓊姿病逝，林紓時年46歲。喪偶對他刺激很大，他憂郁難遣。次年夏天，林紓認識了從法國歸來的王壽昌。王壽昌對他說:“吾請與子譯一書，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紹一名著于中國，大勝于蹙額對坐耶?”于是二人合譯法國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這部譯作由于內(nèi)容新鮮，譯筆凄婉且有情致，一時之間風靡海內(nèi)。嚴復說:“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保�1］132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的大獲成功，開啟了林紓的翻譯文學生涯。
95二、近代文學思潮
文藝思潮的形成，有文藝內(nèi)部的原因，也有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外部原因。如果一種文藝思潮的出現(xiàn)主要是由內(nèi)部的原因促成的，那么它主要的導向就是解決文藝自身的問題，以促使它繁榮發(fā)展。
如唐代的“古文運動”，就是為革除六朝綺靡文風的影響，讓文學從刻意追求辭藻、對偶、聲律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使之具有充實的內(nèi)容和比較自由的表現(xiàn)形式。西歐的浪漫主義興起，就是為了解決文藝中情與理的矛盾以突破古典主義的約束，達到用自由的形式表現(xiàn)個性的目的。如果一種文藝思潮的出現(xiàn)，主要是由外部原因促成的，那么它主要著眼點就在于如何使文藝與外部環(huán)境相協(xié)調(diào)，去適應外勢。
中國近代文藝思潮主要是由外勢促成的，所以它的主要導向是為適應社會歷史的變革，以革弊啟蒙為己任，務實重用。而中國近代文藝思潮導向是由時代造成的。中國近代是處于封建制度崩潰、資本主義勢力發(fā)展的時期，社會歷史的演變空前迅速，折射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就呈現(xiàn)出復雜、多變的特點。各種思想學說在歷史舞臺上各施影響，相互較量，最終的結果是，其中不適應社會歷史環(huán)境的失去影響，適應社會歷史環(huán)境的茁壯成長。從當時的社會思潮看，這是封建文藝觀念終結、反映資本主義要求的文藝觀念發(fā)展的歷史階段。這種終古萌新、新舊交替的蛻變，賦予了近代社會思潮以過渡性質(zhì)。
這種過渡性首先表現(xiàn)在新舊并存、新舊交替上。
近代維護道統(tǒng)、文統(tǒng)、義法的舊文藝觀念和主張表現(xiàn)新思想、新現(xiàn)實，以自由的形式抒發(fā)個人胸臆的新文藝觀念并存;其次還表現(xiàn)在正統(tǒng)消失、權威未立上。
中國的文藝，受儒、道、佛、法各家的影響很深，在不同的文藝觀念中，都可以看到不同哲學思想的影子。
雖然兩千多年來儒家學說一直在思想界占正統(tǒng)地位，但到了近代這一大變動時期，儒家學說的根基被動搖了，封建文藝觀念的正統(tǒng)地位也不復存在，各種文藝觀念斗爭呈現(xiàn)多樣化特征，在這種多樣化斗爭中并沒有確立新的思想理論權威。另外，過渡性還表現(xiàn)在變化的急速上。中國近代各種社會勢力的力量對比經(jīng)常變化，導致文藝思潮隨著起伏不定的社會思潮而急速應變:從地主階級改革派的變革思想，到太平天國時期的反孔思想，再到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的啟蒙思想，又到民主革命派的民主革命思潮，其中間隔不過十多年。這種變化之急速，是其他時期沒有的。
三、林紓翻譯的社會動因
面對當時復雜的社會問題，林紓認為中國要擺脫帝國主義的奴役和壓迫，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根本的出路不是進行一場摧毀封建制度的社會革命，而是要進行一番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林紓的這種思想順應了當時“向西方學習”的社會思潮，他力圖以序跋、評論、按語的形式宣傳自己譯書的目的，灌輸愛國主義思想及西方資本主義精神文明，用小說來“振作士氣，(為)愛國保種之一助”［2］198。為了驚醒廣大同胞愿發(fā)揮“叫旦之雞”的作用，他在《不如歸·序》中說:“余老矣，報國無日，故曰為叫旦之雞，冀吾同胞驚醒，恒于小說序中擄其胸臆……”他認為只有國力強、國威盛，中國才能在國際上有地位。他聯(lián)想海外華工的“無國度之慘”和國內(nèi)同胞“猶夢夢焉”的狀態(tài)，悲憤地呼喊:“吾死不瞑目矣!”愛國之心，躍然紙上。林紓在一篇譯序中寫道:“今日之中國，衰耗之中國也。恨余無學，不能著書以勉我國人，則但有多譯西產(chǎn)英雄之外傳，俘吾種亦在其倦敝之習，追攝于猛敵之后，老懷其以此少慰乎!”［3］林紓對封建專制政體是不滿的，他認識到不改變這種政體，中國斷無自強之日。所以，他贊同維新派的政治主張，支持變法。
鑒于晚清時期列強入侵，民族危機日深，林紓期望通過譯介外國作品警醒國人，教化國人，并最終達到救國保種、復國強民之目的。他用了66天翻譯了斯托夫人的Uncle Tom’s Cabin。當時，在美華工正在受到非人虐待，甚至遭到殺戮。他不滿于原名并根據(jù)實際需要，改名為《黑奴吁天錄》。在《黑奴吁天錄》的序中，林紓寫道:“因之華工受虐，或加甚于黑人。而國力既弱，為使者復餒懾，不敢與爭，又無通人記載其事，余無從知之。而可據(jù)為前讞者，特《黑奴吁天錄》耳�！保�4］2所以這本書不僅是同情美國黑人的悲慘遭遇，更是表現(xiàn)了旅美華工的悲慘處境，而這都是因為中國國力太弱。1901年，正是帝國主義列強加緊瓜分中國，民族危機日趨嚴重之際，割地賠款，劃分勢力范圍，筑路開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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