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謙益唐宋兼宗的祈向與清代詩風新變
內(nèi)容提要 “詩必盛唐”是明代具有強勢傳播力的詩學觀念，其消極影響是法唐而贗，自狹詩道。當時雖有接納宋詩的呼喚，但難以形成趨勢。明末清初，錢謙益以唐宋兼宗為新的詩學選擇，具體途轍是以崇尚杜詩為由唐向宋的起點，在詩壇大力導入宋代詩風，融鑄異質(zhì)，求變創(chuàng)新。以沉潛深厚改變浮薄膚淺，以性情為本取代唯務格調(diào)，從而形成宏衍闊大的氣局，使詩歌創(chuàng)作具有多元組合的美質(zhì)。錢氏的這一詩學選擇開啟了清代新詩風。
時至明末清初，千余年的詩騷之樹已經(jīng)老了。有明一代出現(xiàn)了幾乎一邊倒地以盛唐為宗的詩學傾向，主導者意欲使詩高華滋壯，但事實上卻使它老得更快。如果作為一種主要的抒情文體形式還要存在下去并發(fā)揮功能的話，人們必須接受“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的邏輯，通過新變來維護和復興詩歌。對于清人來說，在唐詩、宋詩建立了兩大詩學格局，囊括了盡可能多的詩學范疇、詩法家數(shù)以后，要想完全超離于這兩大格局而另辟天地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此這時的所謂“變”，似乎只能是對既有的兩大格局重新體認、選擇和融通。然而，“清人生明后”。既然認識到明人是法唐而贗，自狹詩道，那么他們?yōu)橥貙捖吠咀钅苡兴鳛榈木褪墙蛹{宋詩了。清初詩人邵長蘅《研堂詩稿序》曾指出：“詩之不得不趨于宋，勢也”，這是一個非常清醒的認識。當然這一“勢”，既是循環(huán)往復、剝復代序的詩壇風會的內(nèi)在規(guī)律性，同時也是清代詩人的審美心理結(jié)構(gòu)的能動支配。對于唐宋詩的不同特點，邵長蘅曾說“唐人尚蘊藉，宋人喜徑露；唐人情與景涵，才為法斂，宋人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暢之情”，頗能說明一些問題。就其體格之殊而論，如果以人為喻的話，則“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 ；(1) 如果以佛學為喻的話，則唐詩如禪，深玄窎遠，宋詩如凈，含容廣大。前者境界高華，然參究不易，后者氣度汪然，有修必成。明人標舉第一義卻未必俱臻通慧，清人要一變風氣，走向“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暢之情”，詩學空間更大的宋詩，確是十分明智的。然而正象推行“凈”法需要禪凈合行的永明延壽式的宗師一樣，清人要融匯宋詩卻需要兼擅唐宋的大家來開其風氣，錢謙益的選擇和被選擇正成為個人創(chuàng)作祈向與詩歌史內(nèi)在趨向相重合的必然結(jié)果。
一、接納宋詩：一個長期的潛隱走向
宋代的詩歌史是在“江西”與“晚唐”之爭中劃上句號的，隨著蒙古王朝統(tǒng)一全國，南北詩學逐漸從趨尚的多元化轉(zhuǎn)為反撥宋詩，邁開了回歸唐代乃至漢魏的最初步履。只是元代國祚不長，詩道亦未遠。當四大家以盛唐詩風為典范的詩歌出現(xiàn)，產(chǎn)生了具有時代特征的體派時，朝代卻也走到了下坡路上。其實，如果元代享祚如宋，并且返回漢唐的步履強勁不衰的話，明代詩歌史的起承轉(zhuǎn)合很可能是另外一種格局。從文體文風隨時代而興替的規(guī)律來看，我們似乎可以說，明代并沒有一反元代詩風，反而與元代詩歌合為一個大的文學階段，具有基本相同的主導風尚，多少具有些特殊性。
當然，將元明詩合為一個大的階段，是一個籠統(tǒng)的看法。明人弘唐詩之法，誅宋詩之罪，除了元人“五十步唐詩”未臻勝境外，時代心理的因素也不可忽視。明太祖朱元璋這位集雄才大略與果毅殘暴于一身的開國君主，鑒于元代政治制度松懈與思想統(tǒng)治不力而產(chǎn)生社會異變，在奪鼎定基伊始便強化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一方面著手詔復唐制，純潔文化習俗，創(chuàng)造沉潛執(zhí)著地追求理學的學術(shù)環(huán)境，一方面力求高揚新的時代精神，創(chuàng)造與大一統(tǒng)的歷史進程相一致的文化氛圍。在詩歌風格上，太祖“尤惡寒酸咿嚶，齷齪鄙陋，以為衰世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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