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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如雷運用階級與階層分析方法研究歷史的實踐與啟示論文
自有人類社會歷史以來，人們就自覺或不自覺地生活于社會之中，并不免受到各種社會關系的影響和制約，從而自覺或不自覺地形成各種不同的階級、階層或集團。而研究這些不同的階級、階層或集團的存在狀態(tài)、政治態(tài)度及其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作用等問題，則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內容之一。特別是研究政治史，若不涉及各種不同利益的階級、階層或集團，不研究其代表人物，是很難揭示歷史真相的。這種研究方法，就是習稱的階級分析方法。其實，運用這種方法來研究歷史，早在馬克思之前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以后不少資產(chǎn)階級史學家也運用這種方法來研究歷史，所以階級分析方法并不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創(chuàng)造和專利。
胡如雷在歷史研究中就經(jīng)常采用這種階級分析方法，比如他在其名著《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研究》中，就具體分析了作為地主階級中的皇族、勛戚、官僚、士族與庶族地主等不同階層的占田情況，以及作為農民階級中的自耕農，佃農、雇農等不同階層的生存情況等等，并進而分析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態(tài)度。他在《唐末農民戰(zhàn)爭》一書的前言中說：“后來讀了恩格斯的光輝著作《德國農民戰(zhàn)爭》，覺得茅塞頓開，很受啟發(fā)。恩格斯在這部經(jīng)典著作中分析了起義前的具體社會政治狀況，著重分析了各階級、各階層所處的地位和對待起義的態(tài)度，在起義過程中又分析了各階級、各階層的動態(tài)，最后指出經(jīng)過起義哪些階級、階層占了便宜和哪些階級、階層吃了虧。于是我就萌動了運用這一方法研究唐末農民戰(zhàn)爭的念頭�！睜柡笤诰唧w研究“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地位和狀況”時說：“只有對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經(jīng)濟、政治地位進行科學的分析，才能在階級陣線上明確，哪些階級是農民起義的動力，哪些階級是農民斗爭的對象，哪些階級處于中間狀態(tài)。不同的階級地位不但決定各階級、各階層對待農民起義的態(tài)度，也能說明他們在階級大搏斗中為什么分別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斗爭方式�！盵1](p19)他指出：“地主階級內部大致分為大地主和中小地主兩個階層。我們很難確定一個絕對的土地數(shù)量，作為劃分這兩個階層的精確標準。這種劃分更多地是從不同的政治地位出發(fā)的�！币簿褪钦f，胡如雷是將有無政治特權作為地主階級內部兩個階層劃分的主要標準。他認為有政治特權的地主即屬于大地主階層，其中包括官僚地主(含世代相承的名門大族，即門閥士族)、權豪地主(含宦官集團)和僧侶地主。沒有政治特權的地主即屬于中小地主階層，商人也屬于這個階層，他們既同大地主有矛盾，又同農民階級有矛盾，實際處于中間階層地位。對于農民階級，胡如雷說：“由于史料所限，我們不能在農民階級內部再劃分為中農和貧農，只能劃分為自耕農和佃農。”[1](p29)其中自耕農有小塊土地，但易于破產(chǎn)，淪為佃農。佃農則自己沒有土地，完全靠佃耕地主土地為生。可見胡如雷在劃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時，是以占有土地多少，并是否親自耕種為主要標準；在劃分地主階級內部的不同階層時，是以是否享有政治特權作為主要標準；而在劃分農民階級內部的不同階層時，則是以是否占有私有土地為主要標準。也就是說，胡如雷在劃分唐代的階級與階層時，同時使用了經(jīng)濟與政治這兩種不同的判定標準，
為什么不用統(tǒng)一的標準呢?或者說，為什么在劃分地主階級內部的大地主與中小地主這兩個階層時不用統(tǒng)一的經(jīng)濟標準呢?胡如雷的解釋是：“我們很難確定一個絕對的土地數(shù)量，作為劃分這兩個階層的精確標準。這種劃分更多地是從不同的政治地位出發(fā)的�！睉摮姓J，胡如雷的這種解釋是很有道理的。因為自魏晉以來，地主階級內部的主要矛盾是士族地主與庶族地主之間的矛盾，即特權地主階層(大地主)與一般地主階層(中小地主)之間的矛盾。這種現(xiàn)象一直持續(xù)到唐朝。因此，以是否擁有政治特權作為大地主與中小地主的主要劃分標準，更能凸顯當時地主階級內部的主要矛盾，也更能深刻認識當時的歷史實際。
在胡如雷的論著中，使用過不少與階級或階層有關的詞匯。今以其所著《隋唐政治史論集》為例，即有“門閥”、“豪強”、“世族”(第3頁)，“門閥士族”、“富商大賈”(第4頁)，“豪強世族”(第6頁)，“豪強門閥地主”(第19頁)，“大族”、“豪族”(第100頁)，“小地主、小土豪”(第103頁)，“農民階級”、“地主階級”(第160頁)，“剝削階級”(第192頁)，“地主集團”(第250頁)，“士族門閥”、“非士族的地主”、“皇族、功臣、貴戚及由此一大官僚貴族集團”、“士庶”(第251頁)，“新興的大官僚貴族”、“大官僚貴族地主集團”、“中小地主”(第252頁)，“新興地主集團”、“大官僚貴族集團”、“一般地主”(第253頁)，“公卿顯官集團、地方豪強大地主階層、中小地主階層”(第335頁)，“公卿地主”、“中小地主”、“地方豪強大地主”(第340頁)，“宦官集團”、“商賈階層”(第367頁)，“庶族地主階層”(第369頁)，等等，達數(shù)十種之多。仔細分析這些詞匯后可以看出，在胡如雷的心目中，還是按照有無政治特權的主要標準，而將地主階級分為兩大階層的。有政治特權的大地主階層，有“門閥”、“世族”、“門閥士族”、“豪強門閥地主”、“大族”、“大官僚貴族集團”、“大官僚貴族地主集團”、“公卿顯官集團”、“公卿地主”等多種稱謂；無政治特權的中小地主階層，則有“小地主、小土豪”，“非士族的地主”、“中小地主”、“中小地主階層”、“庶族地主階層”等多種稱謂。胡如雷正是主要用這種階級與階層分析方法來研究唐代的政治史、政治事件與政治人物的。
不過，在我們仔細研讀了胡如雷的全部論著之后，可以發(fā)現(xiàn)他的觀點也并非一成不變的。政治環(huán)境的變化、思想的解放，也使胡如雷的認識發(fā)生了一些變化。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問題上。
一、關于階層的代表人物問題
魏晉隋唐時期，地主階級內部存在的士族與庶族兩大階層的矛盾和斗爭，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一向為治史者所重視。因此，將當時的政治斗爭納入士庶之爭的框架內，并找出各自的代表人物，曾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學界中占主流的思維模式。
胡如雷也不例外。在其處女作《論武周的社會基礎》一文中，他就認為武則天是新興地主集團(庶族地主)的政治代表，而顧命大臣長孫無忌等人是大官僚貴族地主集團(士族地主)的政治代表，武則天打擊長孫無忌與李唐宗室大臣，就是地主階級內部這兩大階層之間的政治斗爭。
20世紀90年代之后，胡如雷對自己當年的觀點進行了修正，他在《關于武則天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指出：“武則天本人并沒有明確的階級觀點和自覺的階層意識，也不具備以階級或階層劃線的概念”，“武則天思想上存在的實際是一條實用主義原則，只要能為我所用，肯替她效犬馬之勞，士族也好，庶族也好，貴族官僚也好，平民百姓也好，都會受到獎拔和重用；她思想上根本沒有一條對士族、顯貴一律排擯的用人路線�！盵2](p266)也就是說，武則天既不代表中小地主，也不代表大官僚貴族，即不能將武則天視為地主階級中某一特定階層的政治代表。
胡如雷否定了武則天的階層代表問題，反映了他對唐代社會中階級與階層問題的深入思考。同樣的思考也反映在他對宦官集團的認識上，他在《唐代的宦官是商賈階層在政治上的代表者嗎?》中指出，宦官所統(tǒng)領的神策軍中有很多人出自商賈，宦官也接受商賈的賄賂。但宦官集團也侵犯商賈的利益，如利用“宮市”來搶奪商人財物，在北軍置獄“羅織城內富人”，以沒其家產(chǎn)，等等。因此，不能把宦官集團看成是商賈階層在政治上的代表[2](p368)。
由以上兩例可以看出，后期的胡如雷，對于某某人或某某勢力是某某階級或階層的代表的說法，持有一種非常慎重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是十分正確的。
二、關于地主階級內部的層次劃分問題
胡如雷同當時大多數(shù)史學工作者一樣，是將地主階級劃分為大地主(士族)與中小地主(庶族)兩大階層的，并以此來說明當時統(tǒng)治階級的內部斗爭及所發(fā)生的政治事件。比如胡如雷自己就將“武周革命”說成是以武則天為代表的新興地主集團(庶族地主)對大官僚貴族地主集團(士族地主)的政治斗爭。
胡如雷在研究牛李黨爭問題時提出了這樣的看法：“為什么牛、李兩黨對藩帥的自擅和叛亂采取水火不相容的態(tài)度呢?這完全取決于他們代表的不同的社會階層以及各個階層間利益的沖突。根據(jù)唐代后期的具體社會狀況，把地主階級僅僅劃分為大地主階層與中小地主階層是不妥當?shù)模瑧攧澐譃槿缦氯齻�階層：公卿顯官集團、地方豪強大地主階層、中小地主階層。”即將原來的大地主階層又進一步劃分為“公卿顯官集團”和“地方豪強大地主”等兩個階層，并認為李黨是公卿顯官集團的政治代表、牛黨是地方豪強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在具體解釋牛李黨爭時，胡如雷認為：“中央的公卿顯官集團盡管企圖摧抑藩帥，卻深感自己勢單力薄，難以獨力為功。全國各地的中小地主雖然對節(jié)度使、豪強大地主深惡痛絕，但也感到力不從心，無可奈何。在這種情況下，公卿顯官集團就和中小地主階層在反藩鎮(zhèn)的基礎上結成了政治聯(lián)盟。李德裕所‘獎拔’的‘孤寒’，大概就是這種出身于中小地主的士人。在中國歷史上，主張打擊割據(jù)勢力、加強中央集權的統(tǒng)治者常常到中小地主階層去尋找力量，這幾乎是一個規(guī)律，唐代后期的情況也不例外�！边@種觀點是對學界長期存在的“李黨代表門閥士族、牛黨代表庶族地主”的傳統(tǒng)看法的有力挑戰(zhàn)，頗具啟發(fā)意義。
三、關于運用“集團”概念的問題
“集團”，是指為一定目的而組成的共同行動的團體。“集團”可以由單一階層的人員所組成，也可以由單一階級的人員所組成，還可以由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人員混合而成。較早運用“集團”這一概念來研究歷史的當屬陳寅恪。他首創(chuàng)了“關隴集團”的概念，用以說明西魏、北周及隋唐統(tǒng)治階級的變遷升降問題，對后世的影響極大。他又提出了“李武韋楊婚姻集團”的概念，用以研究唐初百余年歷史的發(fā)展變化。顯然，“關隴集團”說，是就地緣鄉(xiāng)情關系而言的；“婚姻集團”說，是就血緣親情關系而言的。
胡如雷在20世紀50年代初，也運用過“集團”的概念來研究“武周革命”問題。他提出了“大官僚貴族地主集團”和“新興地主集團”兩個概念，用以說明武則天與長孫無忌等顧命大臣之間的政治斗爭。不過，與陳寅恪不同的是，胡如雷所說的“集團”是由單一階層的人員所組成，即與“階層”并無二致。也就是說，胡如雷所說的“大官僚貴族地主集團”，就等同于“大官僚貴族地主階層”(或稱士族地主階層)；“新興地主集團”，就等同于“新興地主階層”(或稱庶族地主階層)。以后很長一段時間，胡如雷主要是直接運用“階級”或“階層”的概念來研究隋唐政治史的，于是，“集團”這一提法就罕見于他的論著之中了。
胡如雷在深入研究隋唐政治史的過程中，除了感到把地主階級僅僅劃分為大地主階層與中小地主階層等兩個階層是不夠妥當?shù)闹�，有時又感到即使把地主階級劃分為公卿顯官集團、地方豪強大地主階層、中小地主階層等三個階層，仍不能圓滿地詮釋所有的歷史事件。于是，他又重新運用“集團”這個概念來研究歷史問題。
他在1991年發(fā)表的《隋文帝楊堅的篡周陰謀與即位后的沉猜成性》一文中指出，楊堅在圖謀篡奪北周政權時，就不斷拉攏黨羽，培植私人勢力，組成了包括鄭譯、劉防、柳裘、韋謩、皇甫績、柳昂、長孫平、崔仲方、宇文忻、楊尚希、楊弘、楊素等人在內的一個政治集團[2](p70)。這里之所以只稱作“集團”，而不冠以士族或庶族名號，是因為其成員分布于各個階層，不便以某個階層名之。
另外，胡如雷在研究隋末農民戰(zhàn)爭中，又運用了“勢力”這一概念。如他在《關于隋末農民起義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指出：“隋唐之際，大大小小的武裝勢力星羅棋布于全國各地”，其中既有農民起義軍，又有地主武裝[3](p214)。還特別提出了“王世充勢力”的概念，以與東都內的元文都、盧楚等文官勢力相區(qū)別，并進而分析東都的內訌及鄭政權的建立。顯然，胡如雷這里所說的“勢力”與“集團”并無多大區(qū)別，即均非由單一階級或階層組成的，“武裝勢力”可以類同于“武裝集團”，“王世充勢力”可以類同于“王世充集團”。
以上列舉了胡如雷在歷史研究的方法上及認識上的一些變化，那么，這些變化是如何產(chǎn)生的呢?我們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
其一是胡如雷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歷史水平的提高，這是就其內因而言的。胡如雷在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把自己運用理論研究歷史的經(jīng)歷分作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把經(jīng)典著作中的每一篇論著、每一個結論都看成是講普遍規(guī)律的，認為其中的每一個論斷、每句話都可以在文章中加以引用”，從而犯了幼稚的教條主義錯誤和移植結論的錯誤。這在當時是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
第二個階段是“把注意點轉移到怎樣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歷史方面來”，“在思想上開了竅”，“感到茅塞頓開”，“于是在學習理論和運用馬列主義研究歷史方面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從上述胡如雷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在第二個階段學習理論的方法及運用理論的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使他能夠主動糾正自己，與時俱進。
其二是客觀環(huán)境、歷史條件的制約和影響，這是就其外因而言的。胡如雷在《再論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一文中指出：“以我之見，不但古人有歷史局限性，地主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中的人物有歷史局限性，任何時代的人也都有局限性，概莫能外�！薄凹戳钗覀兘裉斓娜耍策�會由于歷史環(huán)境的制約而存在局限性。到人類進入共產(chǎn)主義社會、階級完全消滅以后，回顧我們今天史學家的論著時，同樣還會發(fā)現(xiàn)既有貢獻，也存在不足的地方和片面之處。這并不是對每一代人、每一個人進行‘苛求’，而是無情的客觀事實。比前人有創(chuàng)新，比后人有不足，最幸運的人物也只能處于這樣的歷史地位�！盵2](p198)
這段話對于胡如雷自己而言，也是完全適用的。建國后不久，極左盛行一時，“唯成分論”、教條主義泛濫成災，陳寅恪運用地緣、血緣、種族文化等觀點研究歷史的方法被當成資產(chǎn)階級唯心史觀而大肆批判；胡如雷在這種特定環(huán)境下研究歷史，不可能不打上那個時代的印記。改革開放之后，思想禁錮被祛除了，陳寅恪的歷史地位恢復了，西方各種新思想也紛紛傳入，在這種氣氛下，胡如雷重新審視過去的觀點，重新深入研究隋唐政治史，自然會有新的體會和認識。
總之，胡如雷的變化既是他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歷史的結果，也是他思想解放，多方吸納新思想、新方法的結果。作為一位知名的史學家，能主動解剖自己，糾正自己，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品格，也是胡如雷留給我們的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當前，我們應該繼承胡如雷通過分析階級、階層或社會基礎來研究政治事件的方法，應該實事求是地看待各階級、各階層之間的合作和斗爭，應該對各階級、階層、集團進行更科學的界定。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階級與階層分析的方法運用得更好，以更準確地揭示出政治人物或政治事件的歷史真相。這也是胡如雷對我們的殷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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