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條件、轉軌方式與經濟績效

　　俄羅斯是實行激進式過渡的典型國家，與實行漸進式過渡的中國相比，不僅過渡方式明顯不同，而且經濟績效存在巨大差異。中國改革在相對穩(wěn)定的經濟環(huán)境下保持了持續(xù)的高增長。從1979年至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這種增長速度只在60年代的日本和70  年代的“四小龍”經濟起飛過程中出現過。而俄羅斯自1992年實行激進的經濟改革以來，除1997年經濟略有回升，1999、2000年經濟較有起色以外，經濟一直大幅度下滑，呈現為負的增長率，并常與惡性通貨膨脹相伴。1997年與改革前的1991年相比，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50％，下降幅度大大超過前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時期的25％、美國1929—1933年大危機時期的30％，整個國民經濟倒退了將近20年。

　　這種績效差異使得關于中俄兩國改革的比較研究極為國內外過渡經濟學界所關注，而績效差異及其原因本身就是這種比較研究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在解釋轉軌國家經濟績效差異這個問題上，漸進主義和激進主義雙方盡管在諸如市場化改革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宏觀經濟穩(wěn)定的重要性、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性等方面沒有什么分歧，但在具體應該怎樣操作實施上卻有重大分歧，特別是雙方在如下兩個問題上是針鋒相對的：第一，轉軌國家經濟績效的巨大差異主要是源于轉軌方式的差異還是源于初始條件的差異？第二，中國的漸進改革方式是否具有一般性？中國的漸進改革方式是否可以移植到別的轉軌國家？可以說，在轉軌國家經濟績效差異這個問題上，漸進主義和激進主義之爭實質乃是“初始條件”與“轉軌方式”之爭。

　　  二、“初始條件”與“轉軌方式”之爭

　　激進主義認為：中國的經濟績效好主要得益于其有利的初始條件，俄羅斯的經濟績效差也主要是因為其不利的初始條件的緣故。由于初始條件的巨大差異，中國的漸進改革方式是不能移植到前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的。事實上，在激進主義看來，漸進的改革方式阻礙了中國經濟的增長，而不是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如果不是采取漸進的改革方式，而是采取激進的改革方式，中國的經濟績效應該更好。（Sachs  and  Woo，1994a，b，1997；世界銀行，1997）

　　首先，改革前的中國是一個以農業(yè)為基礎的發(fā)展中國家，而前蘇聯(lián)早已完成了工業(yè)化和城市化進程。其次，中國的國有部門規(guī)模很小，而前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的國有部門則涵蓋了包括農業(yè)人口在內的幾乎全部人口。

　　由于發(fā)展階段不同，兩國面臨的問題也不同。在改革初期，中國作為一個勞動力以農民為主的農業(yè)社會，面臨的是經典的發(fā)展問題；而在前蘇聯(lián)、東歐國家，由于城市化和工業(yè)化進程已經完成，它們面臨的則是（成熟經濟的）結構調整問題。一般而言，經濟發(fā)展是帕累托改進式的——所有主要集團都可以從勞動力由農業(yè)部門向工業(yè)部門的流動中獲益。然而（成熟經濟的）結構調整往往充滿矛盾，衰退部門的勞動力要竭力維護其原有的地位和生活水平。這就是為什么前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經濟績效比中國差得多的原因。薩克斯和胡永泰由此得出結論，中國經濟績效好與中國采取漸進的改革方式并無什么聯(lián)系，而主要與中國改革前的經濟結構與發(fā)展階段有關。

　　由于中國的國有部門小，而前蘇聯(lián)的國有部門幾乎覆蓋了整個經濟，國有部門又是受到補貼的，這使得在中國靠增量的方式發(fā)展非國有部門易，在前蘇聯(lián)靠增量方式發(fā)展非國有部門難。中國非國有部門增量上的迅速成長依賴于勞動力從農業(yè)部門的流出，而前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既無法指望依靠勞動力從農業(yè)部門流出，也無法指望依靠勞動力從國有工業(yè)部門流出，在增量上來發(fā)展非國有部門。這意味著中國的改革經驗是獨特的（unique），是無法移植到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事實上，在薩克斯和胡永泰看來，漸進式改革方式是根本不可能移植到俄羅斯的�！凹偃舭阎袊�式道路搬到俄羅斯去，那無異于如同讓俄羅斯放棄種小麥而改種水稻來解決農業(yè)問題一樣愚蠢�！�

　　漸進主義則認為：漸進的改革策略是中國經濟績效好的關鍵；中國的漸進改革方式具有一般性，是可以移植到別的轉軌國家的。林毅夫等（1994）就明確指出：“既然改革效果截然不同的對比雙方，在改革起點和改革目標上沒有根本的差別，則可能的判斷就是，這種不同的改革效果產生于過渡方式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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