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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相齊與梭倫立法論文
中國與西歐在環(huán)境、氣候上有相當差異,而在這大的差異下,如果對某寫較小的區(qū)域來進行探索、研
究,也會找到某些相近似的狀況。然而,在相近的環(huán)境、歷史狀況下,所面臨的問題即使有相似性,但人
們選擇處理問題的方式卻會有不同的模式,而在尋求有異又有相同的模式來解決具有相似性的問題時,所
得出的社會效果及歷史影響也必然會既有相近又有相異的。
在公元前7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之間,在東方東海之濱的中國和西方地中海沿岸的雅典相繼出現了倆
個對各自國家的歷史、法律都有深遠影響的改革家------管仲、梭倫。它們通過改革立法使各自的邦國日漸
強盛,并為日后在各自地區(qū)成為盟主奠定基礎。現在與全球化風潮之下,即各國面臨的全球環(huán)境、政治秩
序、法律秩序趨于一致而又存相異的大前提下,對兩位先賢在他們的時代所運用的模式進行一些比較,也
許對我們當今的改革做一番思索是有所裨益的。
個人經歷之異同
管仲(?--BC645(643))又稱夷吾、敬仲,字仲,穎上人。其出身在平民或者貴族之間,資料各說不
一。從史記的記載中可知 ,管仲年輕時曾與鮑叔牙一同經商。但在經商沒多久后,倆人各事其主。在公子
糾和公子小白爭奪齊國君主之位的斗爭中,小白勝而為君,管仲而受辱乃幽囚。后經鮑叔牙引薦而始輔齊,
此后主齊輔政四十余年,管仲采用一系列改革,促進齊國政治、經濟得以長足發(fā)展,使齊國日益富強,終
助齊君桓公成就霸業(yè),并使齊桓公成為春秋諸國之盟主多年,后于齊國之相位上辭世。
梭倫(約BC638---BC559)古代雅典著名的改革家、立法家和詩人。他作為古代希臘謙和美德的集中
體現者,被譽為古希臘頗有名望的七賢之一。梭倫是雅典薩拉米斯貴族后裔,但由于其父樂善好施,到梭
倫年輕時,家庭經濟已不寬裕。故他就外出做生意,以養(yǎng)家需。同時體會外出經營商業(yè)的酸甜苦辣,并游
歷地中海沿岸城邦。其足跡遍及希臘許多城邦及小亞細亞等地,他了解各地風土人情,考察各種社會制度,
結交各地名賢之人。后因薩拉米斯大捷而聲震雅典,并因他的才華和人品使其聲望和威信在雅典人心中逐
漸提高,在雅典各階層都有一定的認可度。終于在BC594年成為九執(zhí)政中的第一執(zhí)政(首席執(zhí)政官),此
后他開始立法變革。于執(zhí)政二十二年之后,在雅典人發(fā)誓十年不改其法律的誓言的情況下而離開雅典,遠
行至埃及等地進行游歷,周游各地十年后梭倫返回雅典,又與僭主庇西特拉圖做了抗爭,最后終老雅典。
從兩者的經歷中能看出倆人都曾經作為商業(yè)從事者于所在地域游歷,并獲取了詳實的資料,這為兩人
在后來擔任改革重任時(盡管一位是輔政者,一位是主政者),都能制定出切合他們所在時代和所在區(qū)域的
實際狀況的策略打下堅實基礎。用太史公之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來表述兩
位先賢不畏艱難,四處經商尋求利益是有一定切合之語。
但是兩位先賢由于諸多情況,各自的經歷又是相當有差異的。首先,兩者在經商的成績上有所不同。
史記中雖未記載管仲經商成功與否,但從管仲言“吾始困時,嘗于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
貪,知我貧也。” 可知,至少在管仲和鮑叔之間,管仲的經營資力出于下位!拔釃L與鮑叔謀事以更窮困,
鮑叔不以我為愚,只時有利不利也。” 可推知其在商業(yè)經營中沒有獲得較大成功才謀事以更窮困。加之西
周商人的地位并不是較高,能否推算管仲在商業(yè)經營上雖然獲得一定成績,但很快就轉入予他人謀其事的
方向,即成為謀劃策事之人。而梭倫則如亞里士多德所言“梭倫在出身與名望方面均屬上等階層,但在財
富與現實地位方面屬于中等階層! ,可知其在家道漸微之時,含辛茹苦,勵精圖治,恢復其經濟實力,
使他處于中上等的地位,但仍然不是大工商主的地位。其較管子的社會地位已經不同,這其中原因與希臘
原本就對商業(yè)不貶有關,商業(yè)的成功有益于社會綜合地位的提升。這些使兩人在后來的策事時所采取的方
略有所不同。
其次,兩人改革的權力之獲取方式不同。管子經過公子糾與公子小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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