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證責任分配與價值衡量

　　舉證責任的分配是一道公認的法律難題。到目前為止，大量研究對各種舉證責任學說進行梳理、評論，并試圖確立合理的舉證責任分配規(guī)則。最高人民法院不久前公布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和《關于行政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對舉證責任作了比較具體的規(guī)定。然而，在形形色色的疑難案件面前，人們發(fā)現(xiàn)，那些舉證責任分配規(guī)則可能仍然顯得捉襟見肘。

　　本文的目的不是提出一套新的舉證責任分配規(guī)則，而是試圖提供一種新的思考路徑。這種思路試圖擺脫對制定法和各種理論所確立的舉證責任規(guī)則的迷信，轉而通過對與具體情境相關社會價值的衡量，追求一種實質合理性。

　　本文將從一個行政賠償案件入手，展示價值衡量在舉證責任分配中的運用思路。最后探討價值衡量方法對舉證責任分配中的普適性，以及如何防止價值衡量可能帶來的恣意。

　　一、對A死亡賠償案的初步評論

　　A在派出所接受訊問期間出現(xiàn)明顯不正常的生理反應，在送往醫(yī)院搶救途中死亡�？h公安局未予尸檢，即將尸體送殯儀館火化，造成A死因難以確定。A家屬起訴要求公安機關賠償。公安機關的辯解是，A死于突發(fā)性疾�。ˋ曾患有慢性惡疾）。法院認為，A因何而死，只能靠公安機關舉證，公安機關無法證明A不是死于毆打等違法行為，應承擔敗訴責任，但又認為，不能完全排除A死于自身突發(fā)性疾病的可能，所以，被告究竟是否實施違法行為難以最終認定。于是判決被告“酌情賠償”。

　　警察在訊問過程中是否使用了暴力，導致A死亡，是爭執(zhí)的焦點。行政訴訟法對于此類“事實行為”沒有明確的舉證責任分配規(guī)則。如果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原則，原告顯然很難對此舉出充分證據(jù)，其結果可能是不公平的。有兩位法官在評論該案，進行事實推理之外，還指出了一個政策性考慮：A死因已無法查清，所以，判令公安機關對其死亡承擔全部賠償責任或者完全不承擔責任，都與法無據(jù)。

　　二、價值衡量方法的展示

　　關于公安機關承擔A死亡賠償責任的理由，應當建立在其對A死因負有舉證責任的前提下。在我看來，公安機關未予尸檢的動機并不重要，公安機關實施違法行為的可能性有多大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安機關未能履行在本案情況下應當履行的尸檢義務，導致事實無法查清；衡量各種法律價值，應當責令其承擔在事實認定上的不利后果。

　　首先，在本案的特定情況下，公安機關負有尸檢的義務。A在派出所接受訊問，公安機關無論如何必須對A的死亡有一個令人可接受的交代。公安機關僅以A生前患有慢性惡疾為由，認定A死于“慢性惡疾發(fā)作”，似有草率敷衍之嫌。通過尸檢查清死因，是必須的。如果尸檢證明公安機關實施違法行為導致當事人死亡，那么懲罰罪犯，安撫死者家屬，改善政府與人民的關系；如果尸檢證明公安機關沒有實施違法行為，那也能夠還公安機關一個清白。

　　其次，公安機關未能履行在本案情況下應當履行的尸檢義務，導致本案事實無法查清，在事實認定上應當承擔不利后果。這屬于證明上的推定。我國一些制定法規(guī)定了推定的法律效果。例如，國務院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guī)定，“當事人逃逸或者故意破壞、偽造現(xiàn)場、毀滅證據(jù)，使交通事故責任無法認定的，應當負全部責任”。在本案中，沒有制定法明確規(guī)定公安機關未予尸檢在事實認定上的后果，法院基于價值權衡，可以作同樣推定。A死于突發(fā)性疾病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要查清被告有沒有違法行為，惟一的途徑是進行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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