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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的視界：方法、旨趣與范式（上）
一如果說歷史即是人類對其以往經(jīng)驗的記錄，則法律史便是其中與法律相關的那一部分。[1]這種意義上的法律史淵源久遠。在中國，以專門形式對法律史作系統(tǒng)記錄與整理的嘗試，至遲始于東漢班固之撰《漢書》。[2]班氏以“志”入史，“刑法”居其一。此后，正史中的“刑法志”傳統(tǒng)綿延不絕，蔚為大觀。[3]
視歷史為以往經(jīng)驗的記錄，并不否認和輕忽其中的創(chuàng)作因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記錄過去即是對以往的回顧，回顧必定出于特定視角，而視角必包含特定時空中特定人群的情感、理性和偏見，包含他們的希望和恐懼，風尚和欲望。因此，對歷史的檢討，便是一種對于人類心理、思想和行為的探討。只不過，因為本文要討論的是20世紀以降由職業(yè)群體撰寫的專門歷史，這種對人類思想和行為的探索便轉變成為對法律史這一專門學科之方法、旨趣和范式的討論。
方法可以學科分，如歷史的、法學的，也可以邏輯分，如演繹的、歸納的，還可以目的分，如描述的、規(guī)范的，雖林林總總，不一而足，要皆為人類創(chuàng)造、掌握和運用知識的路徑，并因此在不同程度上決定人類獲取的知識的性質與范圍，以及這些知識運用于人類社會時產(chǎn)生的影響。歷史一向是人類知識中重要的一種，于人類福祉密切相關。因此，歷史無法脫離人類的好惡而存在，不能在人類的知識旨趣之外而超然獨立。[4]換言之，歷史知識的形成不但為方法所影響，也受到人類知識旨趣的左右。實際上，旨趣也常常影響方法，它們又共同決定歷史的敘述模式、知識樣態(tài)及其運用。從知識沿革的角度看，在特定時間和地域范圍內決定歷史知識的這些因素，可以概括地用“范式”這一概念來說明。
自托馬斯庫恩的大作《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出版以來，“范式”概念業(yè)已被引用于科學哲學以外的廣泛領域，至有概念濫用之虞，結果是在許多場合，這一概念失去了它特有的說明力。本文使用“范式”的概念，并不假定歷史知識與（自然）科學知識具有同樣的性質，其發(fā)展、改變循同樣之途徑，但卻保留這一概念的若干基本內涵。具體言之，我以范式概念指歷史家自覺或不自覺引以為據(jù)的一套不容置疑的理論或信念，這套理論或者信念支配了歷史家的工作，決定了他們提問的方式、范圍乃至最后的結論。服膺于同一套理論或者信念的歷史家形成某種學術共同體，范式正是一個學術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東西。[5]根據(jù)這樣的界定，則范式不僅包含方法，也可能包含意識形態(tài)因素；范式存在于特定時空、特定人群之中，有其制度化的表現(xiàn)形式；范式可以有層次上的差別，其內容可能部分地重疊，而不同范式可以并存。需要說明的是，雖然“范式”概念富有啟發(fā)性，但我并不認為本文將要討論的問題都可以恰當?shù)亟柽@一概念來加以說明。因此，下面的分析會采取更具靈活性的方式，根據(jù)所研究對象的具體情形，強調其中的某些因素。
從共同體角度考慮范式概念，自然會注意到學術建制的重要性。大學、研究機構、學會和專業(yè)出版物不只是特定方法、范式和傳統(tǒng)的承載物，而且也是創(chuàng)造和維系共同體的重要場所。學術建制富于地域性，增強了知識的地方性。近年來雖有日益明顯的學術國際化趨勢，仍不足以改變上述情形�；诖耍疚目|述法律史傳統(tǒng)雖著眼于方法與范式，仍將考慮時間和地域兩大因素，在歷史和國家、地區(qū)的架構內展開討論。
本文以法律史傳統(tǒng)為討論對象，自然包括傳統(tǒng)所謂“中國法制史”，而本文所以題為“法律史”而非“法制史”，首先是因為“法制史”（尤其是中國大陸依然流行的“中國法制史”）不足以涵蓋本文所要討論的對象。以下的討論將涉及不同學科、方法和傳統(tǒng)，涉及不同的法律觀和歷史觀，因此也涉及對中國人“法律”經(jīng)驗各不相同的觀照與解釋。檢討這一集合了不同方法與傳統(tǒng)的學科勢必涉獵眾多人物與文獻，涉及對相關人物及其作品的評價。不過，本文既非文獻綜述，亦非書評，因此不求面面俱到，也無意深入品評所涉人物、作品和傳統(tǒng)。如果能在清晰勾勒出中國現(xiàn)代法律史發(fā)展線索的同時，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諸多傳統(tǒng)及其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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