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適應全球化的新的合作模式論文
霸權合作、制度合作、治理合作是建立在不同國際關系理論基礎上的合作模式。在霸權合作和制度合作理論方面，1984年美國國際政治學家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Keohane）教授出版的《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jīng)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一書卓有影響，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引用頻率頗高。在該書中，基歐漢回答了霸權衰落后，世界能否保持合作和怎樣合作的新問題，在批判和修正新現(xiàn)實主義的霸權合作論的同時，提出了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合作理論模式，并對霸權合作和制度合作進行了比較研究。霸權合作與制度合作從不同的理論視角來解釋合作模式：霸權合作以現(xiàn)實主義理論為基礎，以霸權治下的世界秩序為前提；制度合作則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為基礎，以國際社會中的制度保證為前提。二者的差異表現(xiàn)為：其一，合作的激勵因素不同。霸權合作的激勵因素來源于霸權國家的反應，體現(xiàn)了一種家長式再分配和權威式控制的結合；制度合作的激 勵因素來源于不同國家之間存在的共同利益，以及能使這些利益得以實現(xiàn)的國際制度。其二，合作的著眼點不同。霸權合作的主要著眼點是國家的“相對利益”，現(xiàn)實主義理論解釋下的國家以追求相對利益為目標，國家之間的合作不能影響國家的相對利益；制度合作的主要著眼點是國家的“絕對利益”，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家之間具有絕對利益上合作的必要性和現(xiàn)實性。其三，合作的必要條件不同。霸權合作的必要條件是霸權國家的存在；制度合作的必要條件是國際制度的建立。但是，這些差異是“互補的而非矛盾的”。對基歐漢教授來說，他更重視的是霸權合作論和制度合作論在理論上的互補性和共同點�！拔覀冃枰浆F(xiàn)實主義這種認識，而不是拋棄它”[1]（p.17）。霸權合作與制度合作之間的共同點主要表現(xiàn)在：首先，兩者都以國家作為國際合作的主體，所關心的都是政府間的合作，特別是有共同利益的國家之間的合作。盡管基歐漢認為對國家是世界政治中主要行為體這一假設可以作更有彈性的理解，但在他的制度合作模式的理論中，仍然是把國家置于分析的中心地位。其次，兩者共同承認構成現(xiàn)有的國際合作基礎的國際制度主要是在霸權國家支持的基礎上建立的。與現(xiàn)實主義不同的是，在基歐漢 看來，國際機制建立以后，合作并不必然需要一個霸權領導者的存在，霸權后合作是可能的。他認為，通過對兩種合作模式的比較，其更重要的意義在于怎樣完整地理解制度合作的模式。他特別指出，從現(xiàn)實主義和制度主義這兩個不同的理論視角去研究合作模 式都是有益的，又都是不完整的，需要對現(xiàn)實主義和制度主義理論加以綜合，應該看到霸權的力量和國際制度共同推動了合作的發(fā)展[1]（p.165 p.168）。
然而十年以后，以美國學者詹姆斯N？羅西瑙（James N.Rosenau）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和由28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團體：全球治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Global Governance）相繼提出的治理和善治的理論，又以一種新的國際關系理論的分析框架而受到廣泛關注，尤其是蘊涵于其中的全球合作模式更是深刻地反映了世界全球化發(fā)展所出現(xiàn)的全球合作的新特征和新問題。從霸權合作到制度合作，再到治理合作，既是人們思維方式和理論方法上的變化，也是合作理論研究“范式”（paradigm）上的轉變。治理合作模式是從制度合作發(fā)展而來的，二者之間具有內(nèi)在的聯(lián)系和相互依賴性，正 如制度合作不能取代霸權合作一樣，治理合作不僅不能取代制度合作，還要依賴于制度合作。因為一個相互依存度日益上升的時代使“國際制度的有效性正日益增強，從而其重要性也逐步提高”[2]（p.209）。所以，治理合作是在新的全球化發(fā)展的形勢下，對制度合作理論的修正與補充。但是，治理合作也超越了制度合作的局限性，在國際關系理論上，提出了一種全球合作的新思路和新模式。那么，治理合作到底有哪些理論創(chuàng)新？其創(chuàng)新的意義何在？這正是本文提出并試圖探究的問題。
一、全球合作的新主體
治理理論以市民社會理論為基礎，提出了一種不同于現(xiàn)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對合作 的理論闡釋，將理論視角從國家轉變到非國家上來。全球治理的提出就是和“全球市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亦稱全球公民社會、全球民間社會）（注：本文所使用的“全球市民社會”概念以“二分法”為基礎，是一個相對于國家的概念，指國家之外的所有民間組織或民間關系以及市場關系的總和，它既包括國際非政府組織（NGO）和公民的志愿性團體、協(xié)會以及公民自發(fā)組織起來的運動等，也包括跨國企業(yè)和跨國公司。）的興起分不開的�！叭蚴忻裆鐣�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冷戰(zhàn)結束以來在國際關系領域興起的新的話語。自20世紀70—80年代起，由于全球性問題及人類所面臨的各種危機的出現(xiàn)，國家越來越顯示出其能力的不足，由此使人們陷入了對國家能力的深刻的信任危機。面對人類社會的重重危機，全球市民社會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政治空間迅速興起，它的興起填補了由于國家退縮而產(chǎn)生的政治空間，并以其形式多樣的活動有效地彌補了國家能力的不足”[3]（p.1）。全球市民社會的日益壯大，使人們在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中，把注意的焦點開始從國家轉向人民。與此同時，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全球問題的增多，使得多國之間、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以及各種行為體之間的協(xié)調、溝通與達成共識，進而通過集體行為的方式促成多領域合作，成為世界政治發(fā)展的主流[4]（ pp .2～3）。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有關“治理與善治”的理論逐漸發(fā)展起來。20世紀90 年 代以后，治理的概念和理論已經(jīng)被廣泛地使用在國際關系和全球化理論的研究中。
1994年，全球治理委員會在《天涯成比鄰——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報告》中，提出了一個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權威性”的治理定義[5]（p.4）。他們認為：“治理是各種各樣的個人、團體——公共的或個人的——處理其共同事物的總和。這是一個持續(xù)的過程，通過這一過程，各種相互沖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調和，并采取合作行動�！薄皬娜� 球角度來說，治理事務過去主要被視為處理政府之間的關系，而現(xiàn)在必須作如下理解：它還涉及非政府組織、公民的遷移、跨國公司以及全球性資本市場”[6]（p.2）。美國學者邁克爾？愛德華茲也以全球環(huán)境規(guī)則如《蒙特利爾議定書》以及國際上各種針對地雷、債務、童工和其他問題，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為例，把治理模式看作是“一個不同權力形式（國家、公民和市場）、不同調節(jié)方式（法律、習俗和社會規(guī)范）之間多層相互作用的過程。它們齊心協(xié)力追求共同目標，解決爭端，在相互沖突的利益之間通過談判進行權衡取舍”[7]（p.104）。
由此可見，相對于以往主流的國際關系理論，全球治理理論提出一種在全球范圍內(nèi)創(chuàng)新的政治概念和政治行為方式。與制度合作模式不同的是，治理合作既承認國家之間的合作，更強調全球市民社會的力量，提倡一種包括非政府組織、全球性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等多種國際行為體在內(nèi)的全球合作模式。因此，它把國家和國家之外的各類國際行為體均看作是治理合作的主體。將合作的主體由制度合作中的政府擴大到非政府，反映出治理合作模式對制度合作局限性的超越。顯然，不僅要重視國家間的合作，更要重視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間的合作，組成了治理合作模式的新主體。日本學者星野昭吉認為，全球治理既不是全球政府或世界政府，也不是民族國家行為體的簡單組合，而是一種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合作，以及從地區(qū)到全球層次解決共同問題的新方式[8]（pp.277～278）。
【適應全球化的新的合作模式論文】相關文章：
高職院校合作模式探索的論文04-27
適應高考新模式,加強地理素質教育論文05-04
逆向拍賣成新采購模式論文05-04
我校校企合作的辦學模式論文05-02
探討中外合作教學模式論文05-02
適應新環(huán)境作文04-22
職教集團校企合作模式分析論文09-27
高等教育如何適應經(jīng)濟全球化04-30
繼續(xù)教育跨境合作培訓模式論文05-03